用线拴住硬币
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能源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销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旧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田地: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期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候变灯,于是我也不好心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常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俭这笔钱.至少在我无比熟习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很多警察是相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犹如没有红绿灯一样,一定会拥挤得乌烟瘴气.不用说别人,我自己也会随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忍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遇.道德的约束原来就是十分懦弱的.如果有多少个人不搭理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梗塞,我们这些盘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风.如此森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均匀水平,似乎有些分歧情理.
我想由此阐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长,导致了社会生活品质的降低.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体面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暗影.
欧美的红绿灯毋庸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明.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传播着一种窍门,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赫然的对照.我的一个异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所有礼节,也按惯例付了小费,但是仍旧能清晰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藐视.他说,他晓得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酒保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前提雷同,宁肯与本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诈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讨厌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弊关系,1.85神龙合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长短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庞杂问题,并不需要如许高超的感性和信奉支持.
二
我有一个猜想,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少自发精神,非要警察监视不可.我否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说明民众的行为.究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饮泣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仿佛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联的断定和确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然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实践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职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对待我们委托他们照顾的这些事情?--我们大略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警惕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示警察要认真负责地保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勤.毕竟我们是给他动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清楚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赌气,就下车把保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堪设想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素来没有妄图过训斥警察.在我的领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范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实在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本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认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讹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切不是百姓可以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打算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理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实.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百姓.
依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引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大.我们要感激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理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治理.假如我们国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佣人为了自己便利而制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平心静气?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闭.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遵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示出了和我们畸形走路的老庶民的对峙.这样的阅历多了,我们天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费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莫非还需要他聘任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则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定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实在,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浪费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外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均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赤胆忠心?
我违心遵照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损坏交通规矩,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信一点,我耻于把自己下降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程度.我感到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本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仍是我的事件.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以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对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坚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辟,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全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会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施,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持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方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扫除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映?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措施,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衣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逝世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谅解他的辛劳?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境干什么?以天子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概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念叨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房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本源在于化,而不在人道.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造就出来的,并非本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育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卓识.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常常有一些理想化的夸奖,但我还是信任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网通传奇私服,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见解.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轻易归功于或归罪于领袖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余一律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蔽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难.方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落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水平呢?
我估量,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众--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主持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街坊和乡亲之间,我们的先人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当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进步水平,或许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绩.私德好,社会管理本钱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尽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迟早要大乱.
四
现在,我们的血统社会和地缘社会都崩溃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树立起来.满大巷的人谁也不意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争脸都不必怕,只有能躲过警察就不用承当义务,就能够不遭报应.跟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大,我们的上风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刻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一直吃平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缺点.
这种危机好像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撑,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皇帝四周.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思上看,我们现在和从前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代.如果说有差别的话,无非是实验了几种药,后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换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损失了威望,人们重建观点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足.譬如毛泽东思惟的猛药,医治贪官贪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期买东西的时候却终日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范围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贸易还不敢保障)却不敢训斥咱们了.这就是社会先进的成绩.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夫跟售货员并没有接收更高强度的道德教导,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只管这当真精力也未免体当初制作和贩卖赝品上.我想,这种提高所以可能获得,要害在于事实的报应机制.不人乐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申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束缚本人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度特许的垄断位置,当了某个范畴的老虎和霸王.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当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幻想,由于人们更乐意为包括了这种品格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解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知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用.他们等闲不敢赖账,容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平安号码.未几,他的违规记载就受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告诉,他的汽车保险用度从200元增添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保险号码就似乎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国民得到福利待遇的把柄.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誉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分,天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载.成果,如果你要在一个文化安静的地方租一间屋子,房东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钱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友人认为,这种精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拟高的基础.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停止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疏忽了一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公平高效的司法系统.征得她的批准,我把她的部门阐述翻译过来空虚本文:
法律和司法体系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方,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撤消驾驶执照的危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如果你习惯了天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象征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整信赖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需出示你的清洁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遵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中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分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标准,道德准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处所违背划定,然而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动引起的成果.简直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途、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级市场偷拿货色,他立即就被驱赶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处.
五
走出恶性轮回的实际努力开端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相似信奉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新的信心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遇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愿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全部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碰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动和海内行径都伪装看不见.这些严峻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明白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环境降落,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爱好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妙,毕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类的弊病呢?或者,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逼迫你,并且用凌辱惩罚的手腕迫使你自己不吐痰,而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分,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干吗不约束自己一点,非得取得如斯愚昧可笑的报应呢?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你一个笨拙.你好笑,它就还你一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会计入收支账目,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渎职付出代价,你自己逃避了这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容许回避的社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粉饰.造化毕竟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我们人类,都是这造化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必定要影响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运气.这造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威慑者,它还是一个激励者,是一种广阔的、诗意的生活的基础--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懂得和尊敬.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埋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系,跳出恶性报应的循环.
起源:潜规则
-- 作者:包-- 宣布时光:2004-3-24 14: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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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先生最令人遗憾之处 (zt)
作者:闲言
吴思先生是中国当代少有的极富发明性的思维者,也是笔者最信服的人之一.正因为敬仰之深,等待也深,心坎一直对吴先生有一种扫兴.今天在网上看到吴先生《造化的报应》一文,这种感到更增强烈,以至不吐不快.
吴先生此文的中情意思是:"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盼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任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请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很难设想这是从《潜规则》的发明者口中说出来的话--岂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伍,居然是因为没有"建立恰当的责任查究制度和奉献奖励制度"?吴先生自己好像也说过:前清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完美;如果能真正履行,那已是世上少有的好制度.按《造化的报应》一文逻辑,西方的胜利,做作也是因为"建立了适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但这种制度框架,在西方确立已有数百年之久,为什么直到20世纪前期,西方社会依然普遍存在重大社会不公、政治腐朽和贫富悬殊,始终要到20世纪中期后,情形才逐步改变?
对上述景象作出最透彻解释的,正是吴先生本人.只不过,吴先生只习惯于把解剖刀对着中国,而不习惯于将统一刀法应用于他倾心已久的西方,这恰是吴先生一直令笔者觉得遗憾的地方.吴先生告诉我们:正式规则之外有潜规则,前者是人为"设计和建立的",是理性建构的结果;后者是自发生成的,是人性和环境相联合的产物.前者是各种正式的典章制度,后者就是有名的"潜规则".吴先生证明:人为建构的正式规则总是敌不过自然天生的潜规则,后者才是社会生活的真正主宰.事实上,一定的社会构造老是对应着一定的游戏规则;因为这种规则自身也有着它自己独一的规则:即它总是屈服控制了最多资源的社会强势群体的需要,这才是狭义的"血酬定律".
正因如此,"中国2000年王朝"历朝历代逐渐完善的典章制度最后总会形同虚设.正因为此,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及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标榜"公正竞争"的市场机制总会制造大批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所谓的"民主法治",最近观看的电影,也往往会沦为服务于少数人(资产阶级精英)利益的工具,权利腐败风行.如果在这时候推出什么"社会安全号码"制度,登记记录的部门和个人也无非是成为权力腐烂的又一环节而已,哪里又会有什么"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的"精密报应机制"?
究其起因,在任何贫强盛弱迥异的社会,强富者为保障既得好处,一定要千方百计扭曲把持各项规章轨制,使其成为有利于己的游戏规则;只要社会资源的调配状况没有转变,他们就始终有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其间可能有所曲折.而社会的资源分配状况,在必定的出产方法下,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决议.只要生产方式没有产生渐变,经济水平没有大幅进步,社会资源的分配状态、社会生涯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有基本变更.强弱贫富悬殊的社会,其游戏规则和"报应机制"只可能是"嘉奖强富、惩罚贫弱";只有当经济发展、社会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大多数经济资源被中产阶层掌控之后,此时,社会最大的强势群体(中产阶级)才不再广泛须要赏强罚弱的游戏规则,"奖励公德,处分缺德者"的"报应机制"才有可能建破起来.
吴先生见不迭此,并不奇异--相信总有一种"可以人为抉择"的计划,能够彻底改变中国,使中国一举"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即所谓"仁人志士"的通病;因为西方社会的成功示范,人们自然把眼光投向西方:如果存在一种由弱转强的灵丹妙药,当然只能到由弱小转为强盛的西方去寻找.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略.从共时性看,东西方社会条件存在宏大差别;西方适用的,东方未必实用.从历时性看,历史进程往往不可复制;西方走到今天,有其特别的历史条件和机会,即所谓"先发优势".客观说,全球制度竞争的结果,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高效力;但西方资本主义能够顺利走到今天,与它应用"先发优势"调动了全球资源、化解了国内危机分不开.今天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要面对剧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已经不再存在单向利用全球资源纵深的可能.因而,后发展国家终极能走到哪一步,能不能度过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危险期?确实还很难说;这么一个大小既定的寰球经济体制,撇开技巧和生产方式的突变等不断定因素不谈,究竟又能包容多少个中产阶级富饶国家?也很难说.
吴先生的思想呈现盲区,锋利的批驳锋刃只指向中国,不指向西方;这固然可以理解,却不免令人遗憾--笔者本来以为,吴先生是有限几个有可能为中国探出新路、超出中西故径的人选之一.
-- 作者:包-- 发布时间:2004-3-24 14: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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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mm答闲言先生
我要先申明一句:我对西方社会和历史一知半解,读过几本书,转过一圈,仅此罢了.在如此单薄的基础上立论,我感觉底气不足.批评中国则不然,说出话来,自我感觉是有基础的,总能感觉到千百年教训的支持.我很愿意分析中国,很少批评西方,也是一种取长补短的藏拙策略.更何况,按照毛主席的教诲,批评别人,首先要做自我批评.绝对欧美社会,我们中国还很落后,未几做自我批评,在大局上恐怕有失平衡.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当代西方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选举权遍及到全民的时刻,在这种权利得到普遍利用的时刻,资本主义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全民主义"则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在"元规则"(暴力最强人说了算)层面受骗家作主,立法定分由他们说了算的制度.资本家"主义"了,以制订规则的方式分配权利责任了,取舍并推广有利于本身的意识状态了,资本主义就诞生了.资本主义出生于欧洲,而没有诞生于中国,其中有许多暴力散布格式方面的原因,我在议论帝国制度的文章中有所波及,这里就不开展了.
依据同样的情理,工人、农夫、人员、常识分子、"个体户"、"中产阶级"(我不太明确这个概念与前述各种概念有何异同),所有这些"非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一旦以平等权力参加立法,以一人一票的等同资历"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就演化为"全民主义"制度了.这时候,由资产阶级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掌握暴力的机制,文官控制部队,政府把持文官,议会节制政府等等,仍然在施展作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