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不理解在爱护本身的同时
二、事实关爱与古代忧思
新时期散文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是关爱现实,在与时期和社会共进的形式下,作出本人的思考.这既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载道"思惟直接相连,又与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不可宰割,某种水平上说,新时代散文与其余文学款式一样,基础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造开放的全貌跟世界潮流的流向.这里,既有顺向的歌咏,又有逆向的批驳,还有超出性动向的反思,其破足点在"现实",其价值理念是现代意识,其方向则着眼于将来.应当说,新时期散文波及到的现实方面十分之多,堪称举不胜举,我以为最主要的重要有:常识分子问题、环保问题、生与逝世、贫与富、都市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迷信与艺术等.这些问题都关联到个人、家庭、社会、人生、人道、思维、文明和文化的健康与发展,也是作家社会知己与担负意识的充足体现.
首先,最早引起散文家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贬值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变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知识的贬值和知识分子的边沿化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必然引起一些不忘本的作家的注意和思考.冰心可能是最早呼吁国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家,她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的"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于是《我恳求》这篇散文得以出生!作者针对当时中小学老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的问题,发出迫切而蜜意的呐喊.第二年的十一月,冰心又写了《无士则如何》,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除了农、工、商、兵外,绝不能无"士"!她这样界定说:"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导,就是知识分子、人才."文章结尾,冰心白叟这样说:"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成果.如果不重视l士r,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口说,现代化也会流于夸夸其谈."(14)简直与此同时,臧克家写了《博士之家》一文,这是针对栖身在北京赵堂子胡同十四号(15)多少位博士的艰苦生活状态,所发出的痛心疾首的悲鸣!他说:"我交接的这些中年友人,他们困苦难言,我也为之感叹万端.因而想到韩愈《杂说》里谈千里马的几句名言:l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过现hh安求其能千里也?r也因此想到某些l国民的公仆r,腰缠十万贯的阔人,摩天琼楼,一夜数百金,出门汽车,还不满意,讲牌号,比阔绰hh富矣,足矣,趾高而气扬,他们对国家贡献到底有多大?我不晓得.在生活待遇方面,与上述的中年学者对照,可以用得上l天渊之别r这句古话了."(16)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快人快语,对社会的不公、腐朽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溢于言表.林非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文化的贬值问题.在《〈读书心态录〉的故事》中,作者说,现在出书难,卖书难,"更为重要的起因,是人们的工资很低,物价却老在涨,买书的人当然就愈来愈少.而多少发财的倒爷们,都不是依附文化和科学,却凭着途径、势力或投契钻营,才发了大财,因此使得悉识贬值的思潮,在社会上愈刮愈猛,求知的愿望就愈来愈崩塌了.跟着价值观念的倾斜,愈严肃的书愈是卖不出去,倒是消闲解闷的,甚或是俗气的、黄色的书,销路却分内地茂盛,这样就刺激了不拘一格的权力欲、金钱欲、享受欲和色情欲,社会风气的变迁着实令人担心."在《应考博士生小记》中,林非一面怀着求知的理想,一面又含了莫名的忧愁.这是因为,对于求知来说,让青年人读书长进功莫大矣!但想到家徒四壁的青年学子,背负着父母的债权、过着异样贫寒的学业生活、在没有美好前途预期的等待中,林非不得不得陷入沉思和自责中.作者这样写道:"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倒腾和贩卖的收获会如此惊人,而从事知识劳动的报酬却这样菲薄?至于权利的沾恩,自然就不必去说了.这样的话,谁还乐意辛辛劳苦地去读书呢?对于社会财富的这种调配方式,岂非不会使伦理观念的杠杆,发生重大的倾斜吗?而这种鄙弃知识的危机,怎么能不引起社会风气的堕落呢?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却还想走追求知识的路,毕竟又是受到了什么样的精神鼓舞呢?然而,我如果然的领导他们走上了这样的路,会不会使他们毕生都蒙上悲剧的阴影呢?把他们都送走之后,我变得格外地哀伤起来."(17)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林非对社会不公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苦苦思索,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具有代表性!后来,张承志和张炜等人开始思考"人文精神"问题,像张承志的《干净的精神》固然是历史题材,主要是写中国古代尤其是荆轲之"洁"的精神的,但显然主要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知识分子;张炜在《悲观与喜庆之间》等散文中着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应该怎样应答?尤其是知识分子,他应有怎样的思考与实际?在看似喜庆的节日般氛围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伦理、人性、价值等问题.他说:"因为智识阶层更多地寓居在城里,因此他们能够敏感地体味所谓的l数字时代r、l寰球经济一体化r的含意.现代传媒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沟通的同时,也让人损失了思考沉迷的空间和独立想象的可能.""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或许要警戒自己变成一个时兴的群体、一个肤浅嘈杂的欢呼者.""飞速发展的技术与精神的极度衰败,天生了我们这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越来越对技术失去了把持,这就是我们悲观的本源."(18)筱敏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使命:"确实,你们是最优秀的分子.你们的优良并非在于对既有的道德的榜样,而在于坚守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情绪,并对一个嘲笑悲剧的时代,发出自己严正的声音."(19)韩小蕙也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她在不少散文中都强调节想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道义,并将之作为一种范型进行高歌与夸奖,像《季羡林:大儒无声》、《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艺术赤子吴冠中》等都是如此.在谈到季羡林时,作者将他的操行概括为:平民情怀、人格魅力、心系家国、宽人严己,其评估不可谓不高,崇拜之心不可谓不切!又如谈到张中行,作者说:"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l布衣学者r.他出生农家,毕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质,不贪热烈,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一般通,自道l我乃街头巷尾的凡人r.""而对于共事、朋友、平头庶民,张先生则善良、有爱、至慈至和、大仁大德."(20)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平淡、自由、自尊、友好、仁慈、和平,这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张中行先生却是少有的例外,这种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是多么的可贵!韩小蕙推举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也就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标杆,一个人生价值的参照.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与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面对知识分子的:前者重视"破",即对在中国风行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妄进行批评,强调树立健康自然的文化价值理想;后者重视"立",坚信"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与人类之重要意义,它是自由与快乐的源泉.基于此,张炜、张承志、韩少功等人抉择了与"都市生活"不同的"跋涉在莽野"式的生活,从而实践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南帆写过《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及其生活场域的理解与张炜等人有些不同,充满某些复杂性和困惑;但对学院式的知识分子勇敢的批评甚至嘲弄却是一致的,即在现代风波变幻的社会现实眼前,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以独立的思考、伟岸的人格、丰满的精神和形而上的信心见长,而只是平淡、萎缩、关闭、功利的"学院"书虫,那是既荒谬好笑又悲哀可叹的事情!应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大脑和神经,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时期散文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能够做到真正自觉、富有理性和深度的思考却未几见,偏于一隅者有之,过于传统者亦有之,追随时代的风潮与世俗图景者也有之.在中国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多接洽,在中国为世界供给自己的智慧,在中国全部经济、文化发展的策略格式中,知识分子到底应该表演怎样的角色,施展什么奇特的作用,我们的散文还缺少更多更好的思考.这是一个异常富于人文和学术增加点的话题.
其次,环保是社会发展和学术研讨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它既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因为发展与传染、损坏、和谐等必需放在一起来斟酌.作为社会敏感的神经,文学尤其是散文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反应.这既与游览文学联在一起,又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相伴而生.李存葆在做作环保的书写上使劲最多、最勤,自发意识也最强.他的《鲸殇》、《大河遗梦》等都具备强烈的生态意识.前者有感于人类对于鲸之猖狂捕杀,而后提出万物生命同等、协调共处的问题;后者则对于黄河这条母亲河之悲剧运气忧心忡忡,于是发出了爱惜和保护的呐喊.作者说:"人类真正的可怜,在于不理解在爱护自身的同时,也应珍爱身外的所有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来与身外生命的霓虹连成一片.人之外任何生命的灭绝,不仅是兽的悲痛,更是人的悲剧.被覆灭者价值愈高,悲剧就愈显繁重.然而,有着思维的人类又常能在反思的苦楚中深刻,在自酿的苦酒中苏醒.""面对桑田,假使人类能真正形玉成球性的群体意识,尽快还清所欠下的鲸债,让鲸家族像往昔那般炽盛,那将不仅是鲸类的隆重节日,也将是人类的最大福音."他还将生态与诗意等相连说:"黄河断流,宝宝会出汗退热的”,众人皆忧.农业专家所虑我虑之,水利专家所戚我戚之,渔业专家所恤我恤之,生态专家所患我患之.然而,对擅长形象思维的作家来说,幽忧的是:倘若黄河终年断流,我们会不会失去梦的亮翼,美的长虹,力的彩练,诗的灵犀,乃至失却浸润民族灵魂和精神的家乡."(21)在这些字里行间可以明显觉得,作者对生态的忧患,对民族和国家前程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寻思索.除此之外,还有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梅洁的《楼兰的愁闷》、肖凤的《鸟巢》、迟子建的《祭祀鱼群》、刘长春的《鱼之忧乐》等,都是生态意识浓烈的散文,作品境界高、有阳光般的温情、有博大的爱心.另一种环保意识表当初关于文化遗产的散文书写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骥才和祝勇.在《年文化》中,冯骥才着力倡导看重和保留"年文化"这一中国式的民俗文化,《挽救老街》则主要书写的是天津老街的重要性与历史文化价值.祝勇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写了《北京之死》一类文章,鼎力呼吁器重和掩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他忧心如焚地说:"北京在一天一天地提高,但北京也在一步一步地阔别我们,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凌晨,我们或者我们的后辈一梦醒来,看到的是一个楼厦林立、现代而浮华的北京,而咱们记忆中的、那曾经深深地沾染过我们的、充满灵性与韵致的北京,已消逝在茫茫的历史尘烟中?"(22)在后来写成的《木质的京都》中,作者通过日本对于京都的完好保存,更强烈地指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种属于心灵环保散文的写作,也能够称之为绿色心灵写作,像张炜、迟子建、王开岭、毕淑敏、楚楚、肖凤、梅洁、陈祖芬、赵丽宏、苇岸等人较有代表性.在他们笔下没有粗鲁、快捷、焦急,而多是一种细腻、迟缓、平淡、温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念灵的力气和柔性的美学.如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毕淑敏的《造心》都是以"心灵"的纯粹美好为旨归,于是盼望将大写的"人"晋升到一个崇高美好的境界.如王开岭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挚,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亮堂、眼光明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干比素日看到更多,能力从最平常的事物中凝视到神奇与漂亮."(23)又如毕淑敏说:"心的质量就是人的品质.有一颗善良之心,会爱世界爱人爱生活,爱本身也爱大家.有一颗自强之心,会勤学苦练不屈不挠,宠辱不惊大智若愚.有一颗尊严之心,会珍惜自然善待万物.有一颗流量充分羽翼饱满的心,会乘上空想的航天飞机,抚摩月亮的肩膀."(24)这种精神晶莹、心灵纯良的散文书写,是一种人心和人性档次的环保,它与前面的天然生态、文化生态散文共构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种模式.当然,如何解脱公共话语、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书写中,这是环境绿色散文写作应该留神的问题.
再次,生与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它当然也是新时期散文的重中之重.早在庄子和王羲之的散文中就有对于"生和死"的理智意识,如《兰亭集序》里有:"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l死生亦大矣r,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25)随后,李白、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等人也都有相似的生死观.这里,明智有之,但其不足是过于达观和虚无了.后来的鲁迅和周作人也根本上是如斯!新时期以来,探讨"生与死"的散文无比之多,且佳作迭出,深受读者爱好,这是因为,"生与死"与人的关系最为严密,对人的触动也最为深入,给人的震动亦最为强烈,而对作家自己来说往往都是其"血泪之作".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之作,就在于它将"生与死"作为思考的核心和情感的起点,并在悲观与虚无中有所超越.一个残疾少年坐在轮椅上,在孤寂的地坛里,伴着向阳晚霞、月下花前、秋风枯草,聆听生命的歌颂和悲吟,于是参悟生死之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变态传奇私服,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宝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悲观下去,而是说:"然而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都是朝阳."(26)实在,史铁生的不少散文都是对"生与死"的探听,一种在"悲剧"中休会甚至发明快乐、幸福和意义的尽力.不外,史铁生也还有其不足,他的生命总被一个坚挺的外壳包裹,那就是太执著于"生与死",像《病隙碎笔》过于沉沦于探讨"生与死"就是一种自我约束,由于真正超越生死的人不会在意是"生"是"死".在这方面,周国平的散文就多了一些通透与明净,一种思考生死而又能"跳出"生死的安静之心.他有一篇文章《悲观?执著?超脱》,就直言这样的人生命题:"悲观主义是一条死路,搜肠刮肚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仍是那么一回事,毫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神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一味执著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领的立场.""事实上,在一个热爱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本相的人心中,最新传世私服,用刀捅伤了一名见义勇为的记者,悲观、执著、超脱三种因素始终都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整消散,智慧就存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均衡之中.我不信任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l无上觉者r,假如有,他业已涅槃成佛,不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27)这样的"生死观"是明理、智慧、天然而又温馨的,也是令人佩服的,它没有史铁生的"苦思冥想",而是如一缕秋日的阳光将你照射,只感到周身血脉、意念与精神通明舒泰.换言之,它是健康和超脱的.这可能是学者散文家的优点,也是普通散文家难以到达的.另一位学者散文家林非也有健康暧昧和超然达观的"生死观",他在《死亡的咏叹》一文中说,面对沉痛的死亡悲剧,"显然是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悲哀下去,因为只要是生命的存在,就时刻随同着死亡的阴影,且不说像朝露似的零落和夭折,就是长命百岁也总得以死亡告终.""确切不能永远地哀恸下去,生涯中更应该有大方高歌和充斥激情的斗争,只有在世界上生存一天,就要努力为人们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些肆意抢夺和堕落腐化的人们,跟死亡又有什么差别?几乎比死亡更可怕和可憎.""永葆着发奋的精神和慷慨的抱负,替大家去从事布满正义的工作,尽管死亡总会降临,那也是虽死犹生啊!生存与死亡都应该是非常壮烈和鼓励人心的."在《再说死亡》中,林非又说:"抗拒死亡的胁迫,驱赶它可怕的暗影,迈宽阔步生存下去是如许不轻易的一桩大事,因而在深奥地考虑过死亡之后,必然会更酷爱着生命,必定会向往着生命的巨大涵义.要让它在真挚、仁慈、挚爱和关心别人的气氛中渡过;要让它为了人类美妙的前途而不懈地奋斗.这样的生命才存在高尚和神圣的价值."(28)这种将"生与死"同"是否能为国为民做出奉献"等量齐观,从而显示了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意义,这更显示出一种高度和境界!就像钱穆所言: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要害看其是否有一种精神,是否可能在民族国度和人类的发展中注入一束精神之光,所谓"永恒"与"腐败"也只在此有了分界!他说:"孔子之生,老而死在鲁.但其魂气,则常环游,遍及全中国.死而犹然.迄今两千五百年,可谓孔子魂气尚在.中国人心中尚有孔子其人,此即孔子之魂气.亦可谓本日国人之心,亦能远扬两千五百年前,与孔子当时魂气相接.中国人又常言精魂神气,前人言魂气,后人言精神,此即一种精神人生,亦可谓乃人生之大生命."(29)显然,只有当个人的生命以"精力"的方法得以传承时,它才会更有意思.还有彭程的《快乐墓地》也是以从容达观的态度思考"死亡",在许多人将坟墓看成胆怯甚至咒语时,彭程却说:"一朵宏大的白云飘过,将影子投在墓碑上,造成曲折的、明暗相谐的阴翳.但云朵很快飘过,墓地又是一片残暴.""这些有关死亡的感悟,终极还是指向和作用于彼岸的生存.我想,至少对一些人,这样的心灵嬗变是可能产生的:原来始终是怀抱一种忐忑的隐忧,等候必将来临的死亡,只管这种担心并非常常袭扰,但它每次显现在意识中时,总像是阴沉天空中飘来的一片阴郁.现在却突然发明,死亡本来一点也不恐怖,设想中那副狰狞的面容底本只是心造的幻影.他于是长嘘一口吻,心坎深处的郁积融化殆尽.从此,他会以一种坦然超然的心情,过好他的每一天,不再担忧那最后的日子.哪天它来了,很好,随着走就是了."(30)当对死亡和宅兆不再心怀害怕,甚至可以从容快活地面对,并有着一颗平庸之心时,一个人也就真正地超脱了,也会取得生命的本真感悟和大自在.
在新时期散文中,表白"生与死"主题的佳作最多,而以书写亲情者最为凸起,在此比拟有代表性的有:季羡林的《赋得永恒的悔》、孙犁的《亡人逸事》、秦牧的《梦里依稀慈母泪》、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宗璞的《哭小弟》、林非的《告别》、阎纲的《我吻女儿的额头》、潘旭澜的《小小的篝火》、王充闾的《碗花糕》、肖凤的《世间重晚晴》、尧山壁的《母亲的河》、陈忠诚的《晶莹的泪滴》、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贾平凹的《祭父》、孙建平的《循环》、素素的《父亲》、张炜的《人生麦茬地》、朱寿桐的《从俗如流》、李登建的《去看母亲》、熊育群的《性命翻开的窗口》、王兆胜的《与姐姐永别》、迟子建的《悼三姨夫》、张国龙的《和父亲关于死亡的对话》、臧小平的《父爱如天》等.另外,写乡情、恋情、友情、师情等方面的散文在新时期也分外惹人注视,如写爱情的有王充闾的《小妤》、蔡桂林的《爱情的守望》、胡发云的《想爱你到老》、梅洁的《不是遗言的遗嘱》、朱鸿的《一次不表白的爱》、臧小平的《初恋》等;又如写师情、友谊的有从维熙的《注视孙犁》、林非的《知音》、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堪称至真至情的佳作,它们是以深沉的社会内涵、人性透视和实在感情动人心魄的.个别说来,文学在看待"生"与"死"的问题上,似乎很难有新意,但新时期散文一面继续了以往的传统,另一面又有新的摸索和开辟,表示出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思想深度,这是新时期散文最重要的播种.或者很多风行一时的历史文化散文,因时代发展而有被淘汰和吞没的可能,但对于"生与死"的至情散文却必定会有着久长的生命力.
最后,着力表现和审阅社会、时代与文化转型的散文极为重要.新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处于伟大的转型期,它的力度、幅度和重要性恐怕并不亚于五四,因此有不少散文一直在表现这一"变动",这也是新时期散文与时俱进的突出表现.但应该提出的是,不少散文多停留在"景象"列举,尤其比较重视社会外在的转变,而少有能深刻到思想、文化的层面,更难达到以辩证的现代眼力掌握和透视这场变革.在这其中,张炜、韩少功、苇岸、吴国盛、肖凤、韩小蕙等人更多的是从现代化的忧思着眼,他们希望珍惜大地、坚持传统的简朴与良知,以道德主义的方式面对科技与愿望对于人的异化.如肖凤在《穷人,富人》一文中对于"穷"与"富"进行了思考.在社会风尚普遍嫌"贫"爱"富"的情势底下,人的道德、品位、境界包括健康和幸福都成为一个问题.像对戴安娜王妃和特丽莎修女两人之死,媒体表现出天壤有别的态度,一是连篇累牍进行报道,一是兴致不大,然而特丽莎修女却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失掉者.何以会如此呢?在作者看来,症结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是"钱"对于"美"的遮蔽与异化.作者说:"富饶起来的人,应该辅助穷人和无助的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她还直抒己见抒发了自己的人生生机与社会幻想:"当然,在我国,在世界上,都生活着一些令我钦佩的人.他们(或她们)耐得住寂寞.社会生活中的急躁氛围影响不了他们,摇动不了他们.他们二心一意地埋头书中,研究着自己热爱的专业.心态温和,轻松,坦然,远离街市的喧嚣,与一切负面的货色不搭界,过着安静而空虚的日子.对物资生活没有过高的请求.""用法律束缚富人的行动,缩小贫富的差距,这应该是我国向发达国家鉴戒的重要一条吧?"(31)韩小蕙写了《做个布衣有多灾》,文章直言对于人们广泛造成的追崇贵族观点百思不解,并提出了自己的财产观五原则:"这就是我的财富观,五条金准则: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二、正人爱财,取之有道.三、能挣会花,视金钱如粪土.四、成由节约败由奢.五、平民态度,简略生活,贡献人类."(32)这是一种道德优先、传统思想为主的金钱观和价值理想.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录》中忧心如焚地说,现代化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兴许是你前世的恋人,如果地球上的人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地球上的资源五年时光就会耗费殆尽,因此提倡俭朴与控制式的道德理想.比较而言,赵鑫珊则站在科技与艺术的辩证与平衡上来思考人类命运,他说:"前些年,我恨过技术.最近我才领悟、觉醒到:救命地球文明还要靠技术.""哪里有健康的人在劳动,哪里就一定有健康的人在应用健康的技术."所以,作者"是寻求人与技术、技术与大自然的双重和谐;是召唤技术回归健康的人性,技术回归大自然,同大自然最终和解"."技术与人类,技术与自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关系:开端远离大自然,最后又回归大自然,当然不是在原点上的回归,而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mmm这一回归法令既体现在技巧哲学上,也体现在人生世界哲学上."(33)显然,赵鑫珊与吴国盛的"忧患"显明不同,他有一种否认科技价值意义、深信人类文明有自我调适才能的信奉.还有南帆的散文,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变动最为敏感,且多是以多元的思维和复杂的心态,来探讨中国的这场现代化过程,这在新时期散文中很有代表性.他往往不是以守旧主义的态度,也不是以激进主义的姿势,而是以合理、健康、自由与包容的思维方式参与现代生活的.比方,南帆写过《神秘的机器》、《读数时代》、《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现代人》、《媒体时代的作家》、《钱》、《纸上的江湖》等,其中不仅是闪现着现代生活最变动不居的那一局部,更重要是表现出作家试图穿透生活的努力,那种用"现代"目光来解读、整合和建构的欲望.也可以这样说,作家不是站在传统的眼光下懂得我们的时代变革,也不是站在时代的潮头看待生活的光怪陆离,而是站在一个复杂的语境理解世界与人生,这就带来了南帆散文的感性颜色和超越性意向.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全力质疑现代社会被异化的"学院式"知识分子:或是汲汲以求于现行体系之下、人格萎缩的学人;或是"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变,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相反,我们却"很少看得到安详的情态,甚至看到羞怯"的知识分子!不过,作者又迷惑地说:"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德.不会羞涩的人象征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这是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的抵触!再如《钱》侧重思考的是"钱"的问题.与以往不少人偏激、片面甚至敌视地对待"钱"不同,南帆愿望以"平凡心"来看"钱",他说:"在我看来,l平常心r也许是看待钱的一种明智态度.多挣一点钱肯定是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没有理由因为挣得更多而委曲做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34)这里包括着怎么看待社会变更及其相干问题的态度,面对呈现的新动向、新观念,包含那些拥有负面作用的因素,我们是以一元化的心态直接否认它,还是以多元的心态努力去理解它;是躲避它的冲击,还是正视其存在的不足.南帆散文的长处在于,敢于正视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容纳的心态进行多元化阐释,看到了其庞杂性与发展性,从而表现涌现代的思维方式;然而,其局限性也在劫难逃,即依然没有建起一个稳固的、公道的价值参照,常有含混、游离和名义化之感,尤其还没有构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人类未来发展更为自觉的理想建构意识.我认为,我们不能站在都市文明的角度一味确定中国现在的发展路向,...